精神内涵

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

精神介绍

核心要点：

■ 遵义会议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并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豪迈壮语。正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才得以化险为夷。

■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大家掏心见胆、揭短亮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创造性地在军事路线等方面进行调整，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

■ 一方面要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钙质元素”，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起到震撼人心、净化灵魂、升华境界的效果；另一方面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涵养价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凝聚起广大干部盼发展、谋发展的正能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

■ 党的红色基因是不能抛弃的传统、不能丢掉的根本。遵义会议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宝贵的革命文化成果，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作用。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回顾那段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发扬光大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历尽千辛万苦、艰难险阻，转战进入贵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进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从此，我们党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遵义会议是在历史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伟大事件，体现了我党我军在真理面前敢于坚定信念、坚持真理，在错误面前敢于承认失败、修正错误，在困难面前敢于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在问题面前敢于实事求是、务实担当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复兴中华的担当，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定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顽强不屈、愈挫愈勇的斗志，独立自主、敢闯新路的气魄，尊重群众、崇尚民主的作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的胸襟，深刻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历经81年岁月沧桑，遵义会议彰显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并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豪迈壮语。正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才得以化险为夷。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既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凝魂聚气，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树立“四个意识”的有力支撑。邓小平同志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大家从大局出发，捋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树标杆，表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巨大政治勇气，在客观矛盾和现实困难面前，冷静清醒地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刚毅果敢地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境界。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秉承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精神动力。建党之初，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尚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面对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党内很多同志遇到问题总是希望从经典作家的论断里寻找答案，总是希望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里寻找依据。这就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致使革命伟业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大家掏心见胆、揭短亮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创造性地在军事路线等方面进行调整，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遵义会议彰显的独立自主的气魄和敢闯新路的果敢，为我们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思想方法。

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遵循党的建设基本规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重大举措。遵义会议发生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与会同志充分发扬民主，表达不同意见，最后达成基本共识，按组织程序推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体现出纯洁的党性和博大的胸怀。当前，我们要用遵义会议彰显的民主团结作风来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真正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重温遵义会议精神，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学做同步，自觉锤炼忠诚品质，在知行统一、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上下功夫，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三、谱写伟大事业新篇章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遵义会议留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是我们牢固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传家宝。我们要从遵义会议历史中找到启迪、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找到力量，进一步丰富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内涵，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构筑精神高地。一个地方的精神风貌，镌刻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上激发出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一方面要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钙质元素”，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起到震撼人心、净化灵魂、升华境界的效果；另一方面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涵养价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凝聚起广大干部盼发展、谋发展的正能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遵义会议精神包含了“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等要素，其核心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出重要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特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增强创新突破的政治勇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正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深化党的建设。遵义会议精神蕴含了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党风党纪，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在新形势下切实解决“四风”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前，要秉承遵义会议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发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真正做到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党的红色基因是不能抛弃的传统、不能丢掉的根本。遵义会议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宝贵的革命文化成果，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作用。新形势下，必须深入发掘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动力、筑牢精神支柱。

会议介绍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与会者共20人。

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展开。

会上，首先由秦邦宪（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白区革命运动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等客观原因上。而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缺乏认识，并为之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即军事报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提纲在会上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张闻天在报告中列举事实，说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背红军过去在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

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领导人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与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完全相违背。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王稼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明确提意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是陈云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苟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至此，遵义会议后的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觉悟的基础上，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左”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深入研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们党90年不寻常的奋斗历程，从而全面地把握现在、正确地开创未来。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30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来之不易，其中蕴涵着包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在内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四个基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这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些话言简意赅，深刻指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构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这应当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当前，应当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在党内生活中，应当大力倡导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营造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的氛围和环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动力源泉。遵义会议前虽然党和红军的处境极度危险，但因为从上到下都保持着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所以党和红军能够临危不惧、遇难不馁，理智地总结教训，积极地寻找正确道路。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红军指战员能够坦然面对、威武不屈，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激励着他们。肖华同志创作的《长征组歌》这样写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段歌词，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于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开创性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和风险。特别要看到，当前我国处在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旺盛发展活力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是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困难和风险不少的“矛盾凸显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于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会形成这样那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党员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党大力弘扬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伟大精神，以此激励广大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忠实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残酷的战争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党内斗争等多重考验，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最重要的就在于党中央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和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我们说遵义会议意义重大，大就大在这次会议在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走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走过了和平环境中建设、改革的不平凡时期，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始终是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胡锦涛同志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是对新形势下军队地位作用、职能任务、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与时俱进，要求军队一如既往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更好地确保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这是确保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更好地履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有效地实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历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在历史进步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列宁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90多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强领导集体，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理论上有新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有新创造，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护。今天我们回顾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